索罗维兹虽然贫穷，但两个月来却从没有遇见一个要饭的人，集市上也没有见过向路人乞讨的人。村里的邻里关系相处融洽，不像我国常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闹得邻里不得安宁。草坪里的水龙头都是几户人家共用，一大早妇女们就端着一大盆孩子的脏衣服来洗，一个个都礼让三分。洗好的衣服就铺晒在草地上，偶尔有收错的现象，也没有人骂街，收错人家衣服的人会及时把衣服送还人家，那道歉之声常使人感慨万千。

我们的签证每三个月就要去续签一次，仔细一算我们每人每月要给赞比亚缴纳80万KUACHA，相当于160美元，折合人民币一千元左右，只要有钱进账，移民局的人对你还是很客气的。但警察办案就难了，我们驻地被盗一事已经报案一个多月了，到现在依然杳无音信，如石沉大海一般。

    卢阿玛拉化探工作结束后我们又接到了第三个化探任务，采样点位于卢萨卡与卡布韦之间。

    卡不韦是一座小型工业城市，也是农业的主要种植区，我们的采样点就在农场内，农场用铁丝网把他们购置的土地圈起来。这是中国河南省一户农民购置的土地，方圆十几公里，他们开垦了一块块圆形的麦田，每块大约两百来亩，用机械浇灌。农场里除了种植小麦，也种玉米、蔬菜。都说河南人精明，不仔细去探究还真弄不清河南人精在什么地方。我们去农场买菜，因为是“老家来的人”老板趁雇工给我们摘菜的功夫，给我们唠起了家常。

    老板姓胡，河南新乡人，十二年前当他高考落榜之后，在新乡铜丝厂工作的父亲也正好到了退休的年龄，摆在他面前的路有两条供他选择，一是顶替父亲的职——进厂当工人，二是厂里一次性给他十万元钱补贴，自己离开公司。他当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他拿了十万元钱又向亲戚朋友借了十万元，便独自一人独闯非洲。当时二十万元人民币只相当于二万美元。当时赞比亚的荒地便宜，劳动力更是廉价。他用一万美元购了二十亩荒地，然后以五千KUACHA一天的工资雇佣了当地十个民工，开始垦荒种地。当时蔬菜的销量还不大，他就用蔬菜来养猪，增加肉猪的饲养量。第一年他就收回成本，还略赚了点。第二年他又以每年十美元的价格租下附近的荒地，雇佣二十个劳动力，烧荒砍伐野生树木。他用了五年农场得来得收入，扩大经营面积，由原来的二十亩发展到如今的几十平方公里，由单一的种植业发展到养殖业，木材加工业，还把一片沼泽改造成了鱼塘。菜可以喂猪，猪产的粪便可以当肥料。这样循环利用，很快是这个精明能干的河南小子一跃成为中国在赞比亚创业者中的佼佼者。当然，他已经拿到了赞比亚绿卡，并在五年前回国内老家结了婚，他把妻子、父母、连同他的两个妹妹妹夫都带到了赞比亚。前年他已经在卢萨卡机场附近购地建起了十余间红砖房，用水泥砖砌起了院墙，买了大货车，轿车，一家三代共享天伦，其乐融融。四岁的儿子已经上了贵族学校的学前班，接受英汉双语教育。他的大妹夫开大货车，专门从农场拉那些已经砍伐下来的木材，回加工厂加工。 小妹夫则负责加工销售这些板材，两个妹妹负责监督工人和考勤，他的妻子则当起了全职太太。

每天胡老板自己开着轿车去农场打一个转，给他指定的负责人安排工作，用赞比亚人赚赞比亚的钱，这就是河南人的精明之处。这些黑人雇工认为老板给他们活干，是老板养活了他及他的家人。每月发工资，那些拿到三十至四十万KUACHA的雇工，对老板点头哈腰，把老板当成了上帝，当成了救苦救难的活菩萨。事实上他们的付出又何止这区区三四十万KUACHA，看看老板在农场里给他们搭的鸡笼似的窝，就令我们这些国内来的务工者心酸。

    因为是“老乡”，老板卖给我们的菜我们也没有查看，回到驻地解开包装袋才发现菜上还连着许多腐烂的黄叶，萝卜上还沾着泥巴，而且大多老的连刀都切不动。这就是河南人，对不远万里到来的“老乡”依然心存不轨。

我们采样的地点因为胡老板已经买下了，就等于是他的土地，地里的小麦还没有收割，菜地里也绿油油的一片，他是不可能允许我们开路进去工作的，如果要进去必定要赔偿一大笔资金。经与北京取得联系决定暂时取消这个矿区的化探采样工作，于是我们返回到卢萨卡办事处，等待化探人员的去留通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