赞比亚政府允许一夫多妻，经济状况稍好点的家庭男人都要娶二至三个老婆，生十几个孩子。也有不少男人一辈子打光棍。因为穷，自己的嘴巴都糊不到，自然没有女人肯嫁给他那些极其贫困的家庭尽管娶了老婆，但得了疾病却无法医治，孩子出生后的成活率极低， 不少孩子未到成年就夭折了。他们将未成年夭折的孩子挖个竖直的坑，把身子部分埋了而头部却让他露在地面，用木柴搭个台子盖些茅草树枝，意为让他见天，好让上帝带他返回天堂。

    尽管贫穷食不裹腹，但他们乐观。路边店开的桌球台和酒吧天天人满为患，学校的足球场每天放学后不管学生还是村民，一样到足球场上冲锋陷阵。球场两边围满了观看的男女老少，喝彩声，呼叫声不绝于耳。球迷们不亚于观赏一场世足锦标赛。

易经理到谦比西办事，小蒋和陈工他们也去了工地，驻地只有我一个人留守。因为他们已经带着馒头当午餐，我中午便不用做饭了。闲来无事想跟请来洗衣的中年妇女拉拉家常，由于互相不懂对方的语言只能用手来比划，人与人之间无法用语言交流别说有多难堪，生怕比划出相反的意思让人家误解。日子长了我才知道她才三十多岁，四个孩子都在学校读书，一人一年的学费是5000KUACHA（相当于1美元），办学的经费和教师的工资是国际教育基金会援助的。

    赞比亚政府规定：女孩子要年满十八岁才能结婚。但这种规定只有城里的公民和在乡村工作的那些公务人员遵守执行。乡村的女孩十四五岁大都嫁人了，但必须征得酋长的同意，在他管辖之内不经他允许就结婚，一辈子就别想过安宁日子当然，只要带着礼物去征求酋长，他一般不会难为人家。女孩子的父母只向男方索要10万KUACHA(相当于20美元，不同的地域索要金额也不一样)，交了钱，男方便可把他女儿带走。至于结婚请不请客，办不办酒席那是男方的事了，一些被酋长、地方官员看中的女孩，因她们尚在学校读书，而他们属国家公务员，必须遵从政府法令，有的酋长和官员就要他们看中的女孩到医院去接受“洗礼”。

    所谓“洗礼”这是赞比亚少女既痛苦又荣耀的事。为了避免有人捷足先登他们把少女的阴道口用线缝起来，只留尿道和仅供经期排卵的小口。待年满十八岁，酋长官员来迎娶的前一个月，才又到医院拆开锋线。当然这一切费用都是由酋长和官员承担，这样一来也告示了众人，此女孩是酋长的人了，他们再莫对她有非分之想。

    尽管“洗礼”是痛苦的，但少女及其父母很是乐意，这意味着她从此就是酋长或某位地方官员的太太，父母并能为能攀上这门亲事而自豪。不管女儿是酋长的第几位太太，只要能成为酋长家的一员，女儿这辈子就吃穿不愁了。

    我们给雇佣工每人开一万五千KUACHA，这在当地来说还是比较高的，小伙子们只要能干十天八天工作就有钱娶老婆了。因此每天都有小伙子来寻找工作。我们雇佣的小伙子也有几个不尽人意，一天，陈工手下的一个黑工一阵工夫就不见了人影，陈工以为他是去上厕所了，可半天不见那小子回来。当陈工去寻找时，只见他在大树底下呼呼睡大觉呢。出于关心陈工问他是不是病了，若是病了就先回车上去等待这小子以为黄种人好糊弄，干脆装病躲到树荫下睡起觉来。收工回到乘车的地方清点人数时不见了那小子，陈工派出所有人四下去寻找，一直找了好几公里才在中午采样的地点找到他，他还在朦胧的睡眠中。在野外工作人员一旦丢失是无法向当地人交差的。这种小伙子挣钱不是为了娶老婆，拿了一星期的工钱便立即不辞而别，跑出去逍遥快活几天，待身上毫无分文之后才又跑回来要求做事。这种人我们不敢用了，于是又开除了几个偷懒耍滑头的补进几名老实的小伙子。

这时我想起了曾看过的一部电视剧，剧中的黑奴干活回来，白人就把他们锁进铁笼子里一个个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白人用高压水管冲洗他们，然后把发霉的面包倒给他们吃。一根根纤细的皮鞭向手脚缓慢的黑奴抽去，尽管这些黑奴被鞭笞的皮开肉绽，一个个依然默默地干活。的确，英殖民者统治了一百多年，他们受虐待惯了，一旦放开手脚他们倒感到无所适从了。

    每天清早无论是来上班还是路过的人总是笑嘻嘻地向我们打招呼问好，两手合成鼓掌状，两脚做蹲下式。若是看到白人，那种恭敬热情的程度不亚于见到酋长或高级官员，献媚殷勤，奴颜婢膝。中国人对着中国奴才相甚是反感，觉得这种礼仪纯属是对人的揶揄。

每当我开始做饭炒菜的 ，旁边总围过来七八个孩子向我要吃的，第一天我给他们一人一个馒头，第二天这些孩子又来了，甚至比昨天来得更多。我们不是救济灾民的机构，没有能力负担这么多饥饿的孩子，只好铁石心肠一个越不给了。为此这些孩子的父母对我们还产生了成见。

    在五星格韦最大的困难时买菜，因离索罗维兹二百多公里，不可能每天都去集市，有时便在村子里买几只公鸡，就着我们从国内带来的干货，勉强支撑到工作完结。

这天下午，小蒋在采样时被野蜂蛰了，脸部肿了起来，头也有点昏，陈工立即要死机送他去医院。路边挂有一张诊所的广告是韩国人开的，指明就在酋长驻地附近，可寻了将近两个小时连诊所的影儿都没看到，只好驱车前往索罗维兹医院，打过针吃过药回到驻地已经是晚上十点多钟。当时我们都为小蒋担心，因为赞比亚的野蜂大都有毒，不及时医治恐怕事态严重。还好这不是毒性太大的那种蜂，第二天他的脸部就消肿了，又恢复了英俊的面容。

    从北京动身时，我们带了常规用药的，像感冒药、疟疾药、跌打损伤药、蛇药、风油精、之类有很多，唯独没有治蜂蜇的药，可谓是百密一疏啊，问题往往就出在疏忽上。

由于我们对黑人司机用的是国内的管理方法，平时对他提出的小要求总是满足他，最后竟发展到敢于擅自开车外出的程度。那天虽然休息可是去索罗维兹买菜，10点多种见到车与司机才知道他大清早开车到索罗维兹给他情人取相片去了，易经理气得当时就将这名司机开除了。这名司机是基特韦市人，家中有老婆，可一到五星格韦便与村中一位寡妇打得火热吃住全在她家，这司机扬言要娶他做第二个老婆。司机没想到为情人取相片会付出如此代价，也不会想到平时对他热情客气的中国人发起火来是这样的无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