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7月3日下午，中国首都国际机场，我们中矿公司赴赞比亚的化探人员，随着出国安检的人流缓慢的向海关管卡移去。由于是第一次出国，我们的行李都很多，在海关检查处我们只得把超重的 部分处理掉，把带不走的东西让开车送我们来机场的封经理和何旭带回去。

七月的北京，酷暑难当，小车从门头沟中矿基地出发，一路热浪滚滚。好在车内有空调，不然我们会被窒息车内。换乘机票后，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买水喝，喉咙干得要冒烟了。

候机大厅内的自动售货机蹲立一旁，由旅客自己投币取货。我一摸口袋顿时傻了眼。口袋里空空如也。听说赞比亚只收美元和本国货币，我就没有打算带人民币出国，三天前就把钱全部花于香烟、鞋袜、以及日用品上了。好在领队的陈工留有余地，他给我们每人买了两瓶水，还有乘机时以备充饥的食品。

解决了干渴，然后便坐进吸烟室去过烟瘾。我们一行六人，除我是中矿派去搞炊事工作，其他五人全部是中矿临时借调来的地质化探人员，他们来自湖南省有色地质勘查局二四七队。除了陈工，还有老李、老廖、老邓和小赵。小赵年纪最小，今年刚满二十五岁。是从部队回来的退伍军人。个子高高瘦瘦，一米七几的个头，但人挺机灵，我们的项目经理老易和翻译小蒋，已于半月前打前站去了。

终于登机了，比原定正点登机时间延误了四十分钟。

对于我们初出国门的人来说，这将是一次与家国告别的远行，一次生死的博弈，一次吉凶未卜的赌命之旅，有谁知道自己的前方是彩虹还是阴霾呢。只因金钱的诱惑令我们奋不顾身。二十多年来，国家一直在压缩对地勘业的投资，我们在国内无事做，每月领国家那点微薄的生活费，简直就是杯水车薪，连一家人的温饱都解决不了，更谈不上子女的入学，婚嫁以及高速上涨的房价。

中型的767客机终于驶出跑道，缓缓的起飞了。这架可以乘坐二百八十多名乘客的客机，大约只坐了二百来人，而且大多是出国务工的黄色人种，不同肤色的外宾寥寥无几。从他们和我们一起坐经济舱的角度来看，他们也并不富裕，我的前座就有个黑人从北京带了两袋卫生纸，一箱方便面。头等舱的座位几乎空着，只有三五个模样像国家官员的人在坐。

我认为空姐在叙述乘机安全事项时，不应该只用英语，也应该用我国的汉语复述一遍，因为这是在我们的国土上，在我们的首都里。中国毕竟是个人口占世界四分之一的大国啊！

飞机经过两次提速升高，进入了一万多米的高空，飞行趋于平稳。空姐推着餐车送来晚餐，每人一套西点：土豆沙拉、奶酪、火腿肠、面包、还有一听啤酒。吃惯了米饭炒菜的中国人，这点食物做餐外消遣尚可，做主餐就远远不够了。我身边的老邓人聪明，多要了一听啤酒，一份奶酪，一个面包。其他人都不知道，糕点不够吃是可以多要一份的。

吃过晚餐，我想从机窗往下看看这一路的景色，但夜幕早已降临，看到的只是漆黑的一片。无所事事，又不能随意走动，只好将带就着空姐发来的薄布毯睡觉。只有精力旺盛的小赵没有睡，他正与身边来自东北的姑娘在聊天。看来两人话正投机，不时传来他俩悦耳的笑声。

一个姑娘家独自出门总是惬意的，也是令人猜测的。自从国门打开，一些年轻貌美的姑娘就利用自身的优势，出国去傍个大款嫁富翁，即使嫁不了富翁，三五年后也成了腰缠万贯的富姐，然后体体面面、风风光光的衣锦还乡。难怪国际友人说：“如今中国的“鸡”满天飞。”

朦朦胧胧中，好像飞机在降落，掏出手机看看已经凌晨三点。哦！到吉隆坡了。飞机要在这里加油维护，检查机件，乘客可以离机到候机室休息四十分钟。

我们在候机室转了转，想出去看看外面的景色，但安检人员要我们交出机票和护照，并且不准带出随身携带的行李包。因为时间不长，又如此麻烦，我们放弃了。

  重新登机时，舱内已经被空姐整理一新，并且把我和老李放置于前座背后网袋里只喝了两口的矿泉水也当垃圾收走了。可惜了，那是陈工在北京候机大厅给我们买的崂山矿泉水呀。

飞机继续起飞后，我们才发现不见了东北姑娘，小赵身边的座位已经换成了中年妇女。东北姑娘在吉隆坡下机了。我们只有在心里默默地祝福她：好自为之吧东北姑娘，不要丢咱兄弟姐妹的脸。

没有坐过飞机和没有坐过长途飞机的人，一定体会不到坐在飞机上十七八个小时那会是什么滋味。既不能像坐火车那样，三五个好友聚到一起打牌娱乐，抑或是补张卧铺票去睡大觉，又不能像乘海轮那样烦闷时去甲板上去散散心。在飞机上只能扣紧安全带，静静地坐着，坐骨神经疼痛麻木，四肢弯曲的无法伸展。

飞机依然在高空云层中穿行，冥冥之中我窥见舱外有一片绛红的云霞，云霞上是一片湛蓝的星空，如山的白云被染成了紫色，又由紫色变成了金黄。深邃的苍穹是那样的高远浩渺，那样的宽广辽阔。这是一幅铺展在我们的来路上的壮丽画卷。在我们的国度里现在应该是烈日当空了。然而，现在是在异国的领空，大海正在为日出梳妆打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