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高中是在福州市第二十二中学读的。福州市是个华侨较多的地方，我的班主任好象是新加波人，她对我很好。当时我很幼稚，在学习方面我挺喜欢语文，数学还可以，物理除不喜欢分子外，成绩也还过得去，其他学科就没有什么再喜欢的了，包括体育、唱歌，最讨厌的是英语。班主任是语文老师，她经常点名要我朗诵，当然也经常受到表扬。

       那是史无前例的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那史无前例的形式，扭曲了人们的灵魂，从小学三年级起就接受着这种客观现实的熏陶和冶炼，从思想上接受那种政治的教育，那轰轰烈烈的场面，那狂热追求的形势，着实让我兴奋着、追求着、向往着，虽然是一种朦朦胧胧的追求，一种没深没浅的向往，一种跟着他人的兴奋，总也是一种糊里糊涂的信仰，这种信仰支配着我。在那种动乱的时期里，用劲的去背“老三篇”、“毛主席语录。”扎上武装带，戴上红袖章，跟着台下的人高呼打倒走资派，批判臭老九的口号，男女同学在一起，说笑着文化大革命的新生事物，高唱着宏亮的文化大革命歌曲，身上所拥有的就是饱满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知识上的贫穷寒碜，全被至高无上的精神所代替。上课哪里是听老师讲知识，而是在琢磨老师讲错话了没有，就连工宣队长的讲话也不放过。晚上，“学毛著小组”就搜肠刮肚地写大字报。第二天早晨就贴出去了，因为天天写大字报，倒造就了我的毛笔字。

       我的班主任因为有海外关系，当然就有“特务”之嫌了，随之被打倒。以后听说她出国了。

      在改革开放、知识社会的今天，每每在教育孩子读书时，或是接触老师时，就会在心里说：对不起！我的班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