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12月，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发表后，很快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上山下乡高潮。1974年7月,17岁的我，高中毕业报名上山下乡。本想去西部边疆，因没有名额，只好报名到了福建省的北部“边疆”——松溪县。成为当时近千名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的一员，从此离开父母，投入社会，也算参加了工作。也许是男孩子的志向，也许是叛逆心理，想法是要离家远些。

我们8名同学被分在了城关公社长巷大队垱布生产队，其中五男三女。我是当中年龄最小、个子最矮的一个。不过，也许正处于发育期，第二年我就跃升为身高第三了。

 

那是闽北山区，大南山下，山清水秀。种水稻为主，都是梯田。出工劳动是辛苦的，特别是“双抢”时节。但我年轻好胜，不服输，挑担子能挑二百多斤，还要走田埂。田埂又窄又滑，只有十几公分宽，每隔三、四十公分还种有田埂豆，每走一步，都要把脚指头抠进田埂里。（可能是那时的原因，我的脚指现在会拧人）。第二年队里安排我开拖拉机，有的梯田上面到下面有两三米高，而且烂泥田多，有时开拖拉机从上面的田到下面的田，会一头扎进烂泥里，着实费劲。白天出工，早晚还要到自留地种菜。晚上则到队里评工分，与农民在一起学会了卷“喇叭筒”抽烟。农民们都很朴实、正直，虽然我年龄最小，但评给我的工分是8个知青中最高的，9点5分。

我当时是遵照毛主席“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的教导，抱着扎根农村的志向下乡的。下乡前，爸爸要我把中学课本都带着，我利用农闲时、大雨天，基本把中学课本读了一遍。走向社会，才感到学习的重要，发觉同学都有比我强的方面，发觉在学校时浪费了大好时光。我们同学中有文学很好的，有会乐器的，有会唱歌的，会美术、会体操的，还有会武术、会厨艺的，他们都成了我的老师，我们相处的很快活，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因为我小，他们也都照顾我、让着我。至今，我会经常回忆那段时光，想念他们；现在虽然各奔东西，多数都保持联系。

1976年底，我和另一名同学应征当兵了。这段上山下乡的经历，对我当兵和以后的工作都打下了基础；尤其是当好兵，因为我经过了苦与累的磨练。1977年高考恢复了，到1980年，上山下乡停止了。对这段经历我不后悔，上山下乡虽然是那个年代的产物，也给一些知识青年造成了悲剧，但青年、知识分子经受各种锻炼是必要的，只是时代、方法不同罢了，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种经历。唯有遗憾的是：我没有取得第一学历的大学毕业证。

 

（2004年8月11日，三十年后知青同学在福州聚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