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小兵、红卫兵都是那场史无前例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产物。文化大革命时期,那史无前例的形式,扭曲了人们的灵魂,从小学三年级起就接受着这种客观现实的熏陶和冶炼,从思想上接受那种政治的教育,那轰轰烈烈的场面,那狂热追求的形势,着实让我兴奋着、追求着、向往着,虽然是一种朦朦胧胧的追求,一种没深没浅的向往,一种跟着他人的兴奋,总也是一种糊里糊涂的信仰,这种信仰支配着我。在那种动乱的时期里,用劲的去背“老三篇”、“毛主席语录。”扎上武装带,戴上红袖章,跟着台下的人高呼打倒走资派,批判臭老九的口号,男女同学在一起,说笑着文化大革命的新生事物,高唱着宏亮的文化大革命歌曲,身上所拥有的就是饱满的“革命”精神,知识上的贫穷寒碜,全被至高无上的精神所代替。
据资料:红卫兵名称在1966年5月29日清华附中预科651班所贴的大字报上开始使用。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宣称“我们是保卫红色政权的红卫兵,党中央毛主席是我们的靠山,解放全人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当时,谁也没有想到“红卫兵”这三个普通的汉字以后会风靡全国、震惊世界,演出一幕幕复杂纷纭的人间活剧。“红卫兵”被推上政治舞台中心,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有其必然性。
红卫兵运动能够在文化大革命初期迅速席卷全国,与毛泽东从1966年8月18日开始,连续八次接见了一千多万红卫兵分不开。毛泽东当时的装束是一身绿军装,臂戴红卫兵袖章,口喊“红卫兵万岁”。那八次检阅形成了红卫兵大串联。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九岁,正上小学三年级,按规定还不具备参加红卫兵的资格,所以当中学生、大学生大张旗鼓地纷纷拉起红卫兵战旗大串联时,我只能是“红小兵”,眼巴巴地跟在人家的后边,做个似懂非懂、时喜时惧的麻木看客,看那些大人红卫兵们争争斗斗了许多年,而这许多年,正该是一生中最可宝贵的读书求知的好年华。在我心里,许多年我都为当时没能够参加大串联到北京见毛主席,懊恼不已。
1968年7月28日是红卫兵的祭日。这一天,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一间小会议室召见了红卫兵五大领袖。毛主席说:今天是找你们商量制止大学的武斗问题。文化大革命搞了两年,你们现在是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们少数大专学校是在搞武斗。现在的工人、战士、居民都不高兴,大多数学生都不高兴,就连拥护你那一派的也有人不高兴,你们脱离了工人、农民、战士、学生的大多数。有些学校搞了些斗黑帮,但很不够,就是因为分了两派,忙于武斗。……还是要文斗,不要武斗。
随着1968年开展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红卫兵作为一支“文革”中的政治组织终于解散,红卫兵运动偃旗息鼓了。但是,红卫兵组织在学校依然持续了许多年。
1971年6月,我加入红卫兵组织,这时的红卫兵组织已经基本失去“文革”初期的意义了,是中学居于共青团组织之下的一个学生组织,通常班级设排,年级设连。1972年我还被选为红卫兵排长。
文化大革命使教育制度受到严重破坏,大、中学生是“文革”的中坚力量,学校里没有了往日的书声朗朗,有的只是满校园的大字报和武斗的枪声,不断地有学校教授、老师、干部被批斗或自杀身亡……。我的父亲也未能幸免,在我心中父亲是忠实的马列主义者、彻底的革命者、毛主席的铁杆崇拜者,他一生光明磊落,刚正不阿,只有忠心,没有私念。居然也成为红卫兵专政的对象,让我浑噩、迷糊、无所适从。
1968年后,虽然中央要求复课闹革命,可是余毒不散。上课哪里是听老师讲知识,而是在琢磨老师讲错话了没有,就连工宣队长的讲话也不放过。晚上,“学毛著小组”就搜肠刮肚地写大字报,第二天早晨就贴出去了。
1978年10月27日共青团十届一中全会决议,少年儿童组织仍恢复中国少年先锋队的名称,撤消了红小兵。
“红卫兵”是那个时代特定的历史产物,那个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过去的学生不像现在的学生,能用全部的时间学习,能有平等的上学权力,能有良好的学习环境。希望现在的学生要珍惜时间,珍惜现在的学习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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