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解放后的“大跃进”年代，我们这一代人虽然不像解放前旧社会那样饥肠辘辘，但是，在80年以前，仍然有许多人吃不饱肚子。57年、58年“大跃进”之后，是解放以后的最困难时期，据说饿死不少人。

　　记事以后，就到了那场“文化大革命”时期，那时实行定量供应粮票，小学以前最高定量24斤，初中学生定量27斤，高中学生是28斤。就这样，还要经常搭配地瓜等杂粮（1斤粮票买10斤地瓜）。我们家里兄弟三个，都处于青春发育期或成长期，都在长身体的时候，家里的粮食总是不够吃。粮票、油票等等都是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特殊产物。相对来说，粮票更重要。那个时候，光有钱可不行，吃饭就餐、买副食品等除了花钱还得用粮票。所以，粮票被称为“第二货币”。

　　那时国家严厉打击“投机倒把”，黑市上也买不到粮食。为补充粮食，妈妈经常带着我到郊区市场买木薯、芋头、马铃薯、南瓜等充当粮食，每餐饭搭配一些。有时，妈妈带着我们到郊区生产队地里挖农民挖剩的地瓜、荸荠等（荸荠是水果，含有一定的淀粉，煮熟后可以充饥），还捡生产队菜农晚季丢弃的豆子，妈妈用来蒸豆沙包。每到月底总有断粮的时候，家里有时煮一大锅地瓜片，或者木薯片，或者蒸芋头、南瓜等。

　　爸爸带着我们在房前房后开荒，种地瓜、南瓜和一些蔬菜。名为培养我们劳动的习惯，还经常给我们忆苦思甜。爸爸非常革命，对党、对毛主席十分的忠诚，他从不说是社会问题，总是说现在比旧社会和困难时期好多了，对现在感到满足，对未来充满希冀。

　　“文革”后期，1969年10月，爸爸被下放，全家人到了福建省明溪县，农村粮食也不够吃。我们家住处距离溪沟不远，妈妈带领我们在溪边石头地里硬是扒出了几小块地，种地瓜、马铃薯等，每天辛勤劳动，总有收获。

　　吃不饱肚子，主要原因是缺油水。不知道妈妈听谁说的，清煮猪板油，吃了能顶饿。于是，妈妈用家里的肉票，托人买了一斤猪板油，清煮后分给我们三兄弟吃，还不准加盐。我吃了以后，果真有几天饭量下降，但过后还是照样。

　　一直到1974年，我高中毕业上山下乡后，我的口粮增加到45斤，还能分到杂粮，我的肚子问题是解决了。当年底，我分到了800斤稻谷，每百斤稻谷能加工出70斤左右大米，每年都能有余。我们知青用大米与县城居民换粮票，每年能带回家200斤粮票，从此，家里再也不用为吃不饱肚子发愁了。

1978年以后农村改革，农产品不断增多，吃饭问题逐步解决，粮票逐渐失去了作用。一直到1993年，国家放开了粮食价格，粮票退出了历史舞台。如今粮票成为一些富裕了的人们欣赏的收藏品，它记录了那艰难岁月中的一些使人难以忘怀的经历。今非昔比，看看我们国家这六十年翻天覆地的变化，就知道什么叫历史的变迁了。

　　随着社会发展、时代变化，物资越来越丰富，生活水平逐步提高，我也逐渐的长大成人，除了熊掌没吃过以外，想不起来有什么东西我没有吃过，也忘记什么叫饿、什么叫馋了。蛋糕、面包是早餐的主食；春节买的糖果到来年春节，化了也没有吃完；下一代更幸福，在吃的方面从来没有缺过，孩子对鸡腿都不屑一顾。老一辈说他们是在苦水里长大的，说我们这一辈是在糖水里泡大的，那么，下一辈则是在蜜水里浸大的。

　　那吃不饱肚子的年代已一去不复返了。现在生活富裕了、油水多了，人们的饭量逐步下降，不但要吃好，还讲究营养，原来那些用来充饥的东西，现在反而变成了二十一世纪的健康食品、绿色食品；更有许多人不敢吃了，反而千方百计地寻求减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