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胡适之
胡适，字适之（1891—1962）安徽绩溪人，原名洪骍。“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认真的做事，严肃的做人。”是胡适先生生前最喜爱的对联，可是现实中的我们，仅注意上联，不注意下联,甚至不知道是谁作的。法国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课》（原名《割地》），在1912年，就是他翻译寄上海《大共和日报》发表，后又经书刊转载，并被收入小学课本，成为几十载不衰的爱国主义教材。现在我们可以知道他是离我们这般近吧！

现在又到了春花烂漫的红五月，迎来了“五四”运动87周年，今日的我们，可能觉得“五四”已经是很遥远的事，似乎再燃不起什么激情，有人甚至认为它仅仅是中国现代史发端的一个历史符号。不过就是“青年节”罢了。如果真是这样，那是很不幸的。“五四”运动，并不是由什么政党领导的革命，也不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的礼物。“五四”运动，它是一批有血有肉的知识分子率先倡导而有广大青年参加的解放思想的新文化运动。当命运使胡适与年长他十二岁的陈独秀，成为名震一时的思想领袖之一时，也就注定了要使他成为生前死后、褒贬歧分、“永无宁日”的人物了。

时光悠悠，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胡适所倡导的自由主义犹如老树发新枝，重新成为文化热点，却也招致了某些人“无缘无故的恨”。譬如批评家王彬彬就说：“有着‘自由主义大师’称号的胡适，从一个主张西方民主的自由主义者，最终走向了蒋介石的独裁政权。”对胡适大加挞伐。譬如学者王富仁认为：“胡适作为一个学院派的知识分子，他的思想，一遇到别人的强力就会塌陷，他没有鲁迅的文化力量，没有胡风的文化力量。”民间学者林贤治则认为：“对中国现代史上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比如胡适）的评价不宜太高。”

胡适之所以能引起人们的持久注意力，与他本身所蕴含的文化魅力有关，我们几乎可以在胡适身上找到与时代有关的许多思想主题，如自由，民主，现代性，传统与现代，东西方的文化关系，治学方法等，甚至包括一些非常具体的问题，如我们关心的国际政治中的中美关系，学术史上的“红学”、敦煌学等等，都能借助于胡适的研究作为一个话题来讨论，都能看到他的身影。这并不是说胡适已为我们探讨这些问题提供了现成的完整答案，而是他为我们探讨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个思维的平台，提供了对我们来说仍具参考价值的解答。“在现代中国，我敢说，我们很难再找到第二位象胡适这样的文化巨人更贴近于我们的时代，我曾经在《胡适的文化世界》那篇文章中说，如果要列举一位最能代表五四以来中国文化趋向的历史人物，我认定胡适是最具挑战意义的人选。”（《胡适在现代中国》，欧阳哲生著）

在学问上，我们对他毋庸置疑，他一生主要论著40余部，两千多万字，同时他还是我国自由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一生坚持不变，甚至愈老弥坚。五四时期，他就极力提倡个人主义。他认为“自由独立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他向人们推荐易卜生的一个剧本《国民公敌》，剧中的主人公是斯铎曼先生，因揭露本地的黑幕，而被全社会的人视为“国民公敌”，但他仍大胆的宣称“世界上最强最有力的就是那最孤立的人！”胡适常喜用一句充满个性力量的话来勉励他的朋友：“狮子与虎永远是独来独往，只有狐狸与狗才成群结队”。

在治学方法方面，胡适是一个实验主义者。他提倡怀疑，反对盲从。在“五四”时期，他主张以“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态度对待一切历史问题和文化遗产。面对各种主义和思潮，他提醒人们：“一切主义，一切学理，都不是天经地义的信条”。“要教人疑而后信，考而后信，有充分证据而后信”。对于经自己认定的真理，胡适强调独立精神和责任伦理，“说逆耳之言，说群众不爱听的话，说负责任的话，那才需要道德上的勇气。”胡适特别反对把思想宗教化、教条化，他说“思想不可变成宗教，变成了宗教，就不会虚而能受了，就不思想了。我宁可保持我无力的思想，决不换取任何有力而不思想的宗教”。

胡适同时还是一个兼济多重角色的学者，一般中国学人在美的活动主要以写作、教书或科研为主，这是一种职业化很强的工作。胡适除了这种职业化的活动以外，还有其它大量的社会活动，他的演讲活动之多，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胡适在美国获得了一定的知名度，进入了所谓公众人物的行列。他既与美国学术界有着密切的联系，也与美国其他方面包括政界、财界有着广泛的联系，他基本上溶入了美国主流社会，并能对其产生一定的影响力。他一生获得35个荣誉博士学位，其中31个是美国高等学院颁发，这也说明美国知识界对他的承认和高度评价。在“二战”时期，美国对日本宣战的决定，罗斯福第一个告诉的就是他。

胡适性情温和直率，真切不虚妄。蔡元培为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第一卷写的序文中，曾把他说成是安徽绩溪城内著名书香望族的胡氏世家，胡适否认，老老实实地不沾这个光，说那个著名的胡家与他不同宗。他家是绩溪城北50里乡下的上庄村人，历代没有名人，靠小本经营为生的。其母17岁嫁与时年已47岁的其父填房（前二妻均早逝）。胡适4岁丧父，其母23岁守寡，与幼子相依为命。母亲性温和，能忍，干练。胡适自幼承母教即知生活之艰难，奋发读书争气是唯一出路。深受母恩，因此胡适事母至孝，在国外读书也每月固定给母亲写信报告一切。起初所以入康奈尔大学农学院，是因为农学院可不收学费，他可以省下80元官费，寄回家供养娘亲。

胡适重感情，忠于朋友，世人称道的很多。胡适对周家兄弟的友好让人甚为感动。1926年他遭到周家兄弟的一次莫名其妙绝交。他与周家兄弟在办《新青年》时，有过意见分歧，但只是很小的磨擦，没什麽可结仇的事。1926年5月，鲁迅、周作人和陈源在《晨报》发生激烈笔战。当时徐志摩正主编该报副刊版，劝了几次无效后，停登双方文章。他做为大家的朋友，出于好意给周家兄弟写了封劝说信，言词恳切，劝双方停打此无意义笔仗。没想到，周家兄弟从此与胡绝交。鲁迅此后再没和胡来往，开始不时在文章中挖苦，漫骂胡适，以“正人君子”之名影射胡，极尽苛薄，恨毒之能事。周作人则于1929年主动与胡和好。胡适为此在回周作人的信里对周家兄弟写了一段很有感情的话：“生平对于君家昆弟，只有最诚意的敬爱，种种疏远和人事变迁，此意始终不减分毫。相去虽远，相期至深。此次来书情意殷厚，果符平日的愿望，欢喜之至，至于悲酸。此是真情，想能见信。”过后不久，在周作人的嘱托下，胡适还帮助他弟弟周建人在商务印书馆找到工作。1962年胡适在台湾去世。周作人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写了一篇回忆胡适的文章，这篇文章可称得上是绝世的精品。当时，胡适在大陆已被批的臭不可闻，说他一句好话就会有不测之灾。而周作人以文人的最高智慧，竟在大陆做出了怀念之文，真是奇迹。文章对胡适一句好话都没讲，而是细数了由胡适帮助出了几本书，几篇文，得了多少钱，分毛清楚。特别提到，拿某笔钱，买了坟地，埋了母亲，女儿，至今念念不忘。

朱学勤有一段话，胡适始终以一种从容的态度批评着那个时代，不过火，不油滑，不表现，不世故。仔细想想，这样一个平和的态度，竟能在那样污浊的世界里坚持了６０年，不是圣人，也是奇迹。胡适的性格，与这一性格生存的６０年环境放在一起，才会使人发现，也是一件值得惊讶的事。

“山风吹散了窗纸上的松痕，吹不散我心头的人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