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岁，新诗依旧年轻

——菏泽学院纪念中国新诗90年系列活动纪实

文：余宏超 赵思运

如果把中国新诗的诞生年定位于第一个新诗诗人胡适大量创作新诗的年份——1916，那么，到2006年中国新诗就90岁了。她走过了近一个世纪的沧桑，她见证了民族的风雨之路。她有过耀眼的辉煌，也有着畸形年代的异变。随着新世纪社会语境不可力挽的狂澜般的急遽转型，中国新诗被种种力量涂抹得面目全非。然而，2006年12月20日至24日，菏泽学院中文系、菏泽学院宣传部大学生通讯社联合举办的纪念新诗诞生90周年系列活动，再次拂去了星空的尘埃，让我们看到了依旧年轻的诗歌的容颜。

首篇：《菏泽学院报·诗歌专刊》出炉

12月20日，大学生通讯社特别策划编辑了新诗专刊（四开八版），向大家展示了诗坛的最新动态以及我校的诗歌创作情况，推出了精彩的专版“菏泽学院诗歌群”、“我眼中的十位诗人”等，既是对我校诗歌发展的总结，也是对90年来新诗发展的总结，这是山东高校第一次进行这样的专题活动。

第一版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谭五昌的《新诗九十年断想》、安琪的《百年新诗是一个不断进步的过程》、林童的《〈百年中国新诗流派作品金库〉感言》，勾画了百年新诗的发展脉络，彰显出新诗这一文学品种的生命力与自信。第二、三版是是菏泽学院大学生通讯社做的调查“我眼中的十位诗人”，展出了海子、北岛、顾城、西川、舒婷、于坚、梁小斌、徐志摩、赵丽华、汪国真十位诗人的代表作及其诗歌评论家赵思运配发的点评。虽然一些专家（包括活动组织者）并不完全认可这个名单，也遗漏了艾青等大家，但是，为了尊重学生的调查结果，我们保留了原始结果。这个结果并不能准确地揭示20世纪中国新诗完整的创作面貌，而是显示了当下大学生的阅读面貌。第六版的“新诗命运大讨论”、第七版的“高校诗歌联展”也颇具特色。

这个诗歌专刊的重头戏是第四、五、八版集中展示的菏泽学院近30位诗人的创作，构成了鲜活的“菏泽学院诗群”。赵丽华在接受《农村大众报》的采访时说：“菏泽诗坛很厉害。一个地级市有这么多好的诗人令我奇怪，像赵思运、陈鱼、王有尾他们在全国诗坛都各有一席之地，另外这次我看到耿立、徐俊国、余一、老杨等等，都不错。山东是这些年出重磅诗人最多的省份，这是诗歌界的共识。”

点火篇：五把烈火为诗歌点燃

在《诗歌专刊》油墨的香味的弥漫中，我们邀请了菏泽学院中文系主任宋聚轩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谭五昌博士，诗歌评论家、《诗刊》编辑杨志学博士，著名诗人、《诗歌月刊》编辑安琪，著名诗人、国家一级作家赵丽华等著名专家、诗人、编辑家，先后在图书馆一楼报告厅做了做了“中国新诗90年”专题讲座，为诗歌点上了五把熊熊烈火。

第一把火：对中国新诗脉络的梳理

12月22日晚上，“新诗九十年系列学术活动”宋聚轩教授的《中国现代诗歌的发展脉络》讲座中拉开了序幕。宋聚教授循着新诗发展与革新的主线，沿着历史年代更迭的脚步，为我们讲解了新诗发展的历程。他高屋建瓴地梳理了中国新诗发展的脉络。他以龚自珍为开篇，指出诗界革命之必然，然后又阐述了新诗产生的萌芽状态：五四运动时期的诗歌。他指出：20年代的新诗侧重形式的探索，如象征诗派和新格律诗派。而30年代则侧重思想感情的表达，如殷夫的红色诗歌、戴望舒等的现代派诗歌、臧克家的农村诗歌等。抗日战争时期的诗歌，则配合急剧变化的政治时局，出现了多样化的政治快餐式的诗歌形式。然后，他花开两朵，分别介绍了国统区的七与诗派、九叶诗派和解放区的民歌叙事诗。纷繁复杂的新诗发展之路，在他那里得到了简明的概括，诗歌的脉络也在每一个听众心中得到显现。

宋教授在梳理新诗史的时候，有两点值得我们思考：一，关于传统问题，从五四时期的反传统，到30年代吸收西方文学手法，再到40年代的继承传统，逐渐找到中国的新诗的路子，无疑给我们很大启示。二、宋教授非常注重新诗形式的探索。他讲到普遍不太注意形式探索的30年代林庚先生独特的形式追求。林庚在多年对楚辞的研究中发现了“半逗律”，主张新诗的“五四九言体”，突破古诗“三言结句”的后半句句式，并且在自己的诗集《北京情歌》中做了实践。关于新诗的开端，宋教授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并不太认同把胡适大量创作新诗的1916年作为新诗开端，认为：应该以一个重要的诗歌事件作为新诗诞生的标志，比如“民七运动”，即1918年胡适、沈尹默、刘半农在《新青年》杂志的集中亮相。

第二把火：对新诗发展困境的分析

12月23日，谭五昌博士做了《新诗的当下困境及其超越的可能性》精彩报告。他指出，当下中国新诗所遭遇的最严重的困境是社会大众整体程度上对新诗所持的疏离、冷淡乃至完全的排斥态度，其原因在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文化的剧烈转型带来的大众文化的兴起和强势扩张，实用主义、享乐主义成为大众普遍性的人生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对精英文化和严肃的文学艺术构成了极大的挑战与冲击。甚至有人发出了“文学死了”、“诗歌即将消亡”的危言耸听。娱乐文化、影视明星远远比诗歌更有吸引力，而作为一个民族的财富的诗人却被弃置。同时，中国当代诗人对自身的价值和自身的诗人身份认同也发生了普遍性的困惑，奉行的是一套大众文化逻辑，后果的严重性简直是致命的。

而当下中国新诗所遭遇的内部困境，主要有：一、新诗创作与阅读之间存在着较为严重的“脱节”现象。很多诗歌文本不仅对于业余读者来说构成了阅读接受上的巨大障碍，就是对许多有较高诗学素养的专业读者，比如诗评家、专门研究中外诗学的学者，也构成了阅读接受上的严重挑战。二、新诗的创作资源在当下已面临严重匮乏的境地，许多颇有建树的中国当代诗人在创作上已陷入难以为继与后劲不足的“危机”状态。三、那就是诗歌艺术标准的整体性“失范”。他给出了评定诗歌的三个标准：诗歌对语言有其特定的要求；想象力的坚持；对生活的独到见解和感悟。

谭五昌认为，当下中国新诗的困境的超越工作大致有以下方面：一、建构并维护多元共存的诗歌格局，认同与推行艺术民主的创作理念；二、应当建立相对的诗歌标准与尺度；三、应当重视塑造良好的诗人形象，加强诗人的人格修养。

第三把火：诗歌离我们有多远

12月24日上午做讲座的是《诗刊》社的杨志学博士和著名诗人安琪。杨博士在《诗歌离我们有多远》的讲座中，首先就诗歌的内涵与传播途径做了讲析，阐释了诗歌在生活中的意义与价值，并从编辑的角度，谈了写作中应该避免的问题。针对初学写诗者往往陷入的模式化、公式化倾向，他专门讲述了诗歌活动中的“陌生化”问题。他引用什克洛夫斯基的“艺术的存在，是为了唤回人对生活的感受，使人感受到事物，使石头显出石头的质感。艺术的目的是使你对事物的感觉如同你所见到的那样，而不是如同你所认知的那样。艺术的手法就是使对象陌生化，使形式变得困难，增加感觉的难度和时间长度，因为感觉过程本身就是审美目的，必须设法延长。艺术是一种体验事物之创造的方式，而被创造物在艺术中已无足轻重。”（见什克洛夫斯基《作为手法的艺术》）结合大量中外经典性的作品实例讲解了“陌生化”在诗歌的创作与欣赏活动中的作用，给听众很大教益。最后就如何写诗给同学们提出了几点意见。而且现场回答了许多同学们提出的问题，

第四把火：中间代诗人及诗歌的创作历程

安琪在来菏泽的前几日就已经在她的博客上说：“要去讲中间代了，要去菏泽看牡丹和赵思运了！”其实现在这个季节，菏泽的牡丹花不可能为她而开，正像赵丽华诗里写的“廊坊不可能独自春暖花开”。但是安琪和赵丽华两位美女诗人给菏泽带来了诗歌的“春暖花开”。杨志学博士和她们一起来的。安琪是朴素的大气风格，而赵丽华则是衣着时尚，高贵典雅。杨博士一左一右两位美女诗人，仿佛置身于满园春色。

安琪被戏称为中间代的教母。她是中间代概念首倡者，也是著名的中间代代表诗人。她是个敢于为了诗歌而牺牲自己的幸福生活乃至家庭的“殉诗者”。她凭借主编的2500多个页码的《中间代诗全集》（与远村、黄礼孩合作，海峡文艺出版社2004年出版）和自己的诗歌创作被载入文学史册了，我们真心祝愿她：该好好享受生活了！“中间代”是她的发明创造，她也像对待孩子似的呵护着“中间代”。到哪里就把“中间代”带到哪里。这不，她主讲的题目就是“百年诗歌视野下的中间代诗人”。她从宏观上对中间代诗人与第三代诗歌的创作历程进行了简单介绍，把“中间代诗人”这个非常重要的诗歌群体放在百年新诗发展的视野下的加以审视，透视其言说的历史理路与问题所在。她说，1986年安徽《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的“现代诗群大展”标志着中国新诗的发展进入一个所谓的黄金时期。但是他们的兴起很大程度上是一夜成名，而诗歌创作准备并不充分。因为必须以群体和流派的方式才能加入“1986大展”，很多诗群是临时仓促上阵。而1960年代出生的另外一部分诗人，却仍然在默默继续着诗歌的耕耘，直到90年代才登上诗歌历史的舞台。虽然他们的诗学积累已有十几年乃至于二十几年，但是他们是默默无闻的，在一个网络迅速崛起的喧闹时代，他们倍感孤独。网络时代的“70后”诗人迅速膨胀，在文学式上抢先注册，使得1960年代出生而没有参与第三代诗歌运动因此被文学式遗漏的一批，就迫切需要出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安琪为他们命名为“中间代”，召唤他们浮出水面，搭建起一个平台。现在“70后”一代经过了一段颇有造诣的诗写之后大有滑坡之势。而中间代诗人由于多年的积累，现在厚积薄发。

在自由交流时，安琪告诉同学们创作诗歌要写自己的东西，要原创，要有个性，不能照抄别人的；其次，诗歌创作初期为了降低自己的写作难度，最好不要用大众词汇，而要找一些生冷的词汇进行描写，以形成陌生化效果；再次，要注意词汇组合，注意实词、虚词的搭配和遣词造句。

第五把火：对当代诗坛恶搞事件的澄清

24日下午，极具争议性的诗人赵丽华的出场，把诗歌活动推向了高潮。“恶搞赵丽华”成为2006年度文坛重要事件，赵丽华也成为一个所谓的诗歌符号，这次赵丽华专门讲述了事件的来龙去脉，澄清读者对她的误会以及对诗人这一身份的误会，重点结合自己的12首代表作与大家进行了深入交流，与大家一同探讨关于诗歌创作的内在理念，让我们懂得那平凡中隐藏的深刻，发现朴实无华的背后那一片广阔而又新奇的世界。经过这次恶搞事件，赵丽华瘦了20多斤，但是挺过了这一关的赵丽华越发显得精神健朗，诗性气质更加逼人。

有不少恶搞者在网上称赵丽华为“梨花教主”，其实，她在很大程度上，就像诗坛的耶稣，是一个受难的符号。当诗歌离我们越来越远，当人们都在物欲之中失去了自己的精神和灵魂的时代，当诗意和生命的毛茸茸的质感被物质、技术和理性打磨得过于平滑的时候，我们必须让人们重新找到生命的诗性，看到诗意的光芒！这时候，必须有人被钉上十字架！只有一个有一定分量的诗人被高高地钉上十字架，诗歌的光芒才能被看到，即使被庸众误读，即使被暴民谩骂，也自有其意义，毕竟诗歌以如此悲壮的境遇在大众中出场了，被看到了。时代以恶搞的方式，选择了赵丽华。这是时代的悲剧，也是闹剧，也是喜剧，最终将被演绎成一出正剧！这是赵丽华的代价，但是这个代价是值得的，虽然十分惨重！正如她说：“如果把这个事件对我个人尊严和声誉的损害忽略不计的话，对中国现代诗歌从小圈子写作走向大众视野可能算是一个契机。”

交流篇：诗歌座谈会的召开

由于时间有限，不得不打断赵丽华的演讲，把活动转移到了综合楼A楼401中文系会议室。赵丽华、安琪、杨志学与宋聚轩、赵思运、耿立、张洪贵、邵子华、祁春风、宋宁、勿、王有尾、一刀啸风等菏泽学院中文系教师、驻菏泽市的诗人们进行了激烈研讨。对新诗的本质及发展中的一些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诗学交锋。直到晚餐时间，大家仍然谈锋甚健，不肯收兵。

研讨会就诗歌的标准，新诗与古诗的区分，诗界是否存在历史进化等诗界存在普遍争议的学术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和研究。争议最大的问题是：“到底什么是新诗？新诗到底要不要押韵？新诗的形式到底应该是怎样的？”赵丽华给出了一个非常简明的回答：“分行排列的就是诗，差别只是好诗与坏诗罢了。”其实这是一个行之有效的独巨匠心之语，却引起了激烈的反驳。于是安琪就提出了诗歌写作的难度问题。分行写作并不是随意行为，而是有着深刻的洞察与识见在里面，比如赵思运的《毛泽东语录》，分行行为看似非常简单，但是却是一个开辟性的工作，并不是分分行而已。关于诗歌的音乐性问题，赵思运认为，新诗扬弃了音乐性，其实是“诗歌”由“诗”加“歌”的二重性变异为“诗”。从“诗经”到唐诗、宋词、元曲，“诗”一直是在“歌”的翅膀下面生存着，虽然新诗扬弃了“歌”的因素，但它是符合历史规律的。他还认为，人们对新诗的本质的看法之所以纷纭难辩，就是因为“本质”本来就是人为地赋予诗的一种品性，因此，他倡导在讨论诗歌的时候应该“去本质化”。祁春风补充到，在看到“去本质化”的同时，还要注意不要“去历史化”的问题。最后，宋聚轩教授干脆不无幽默地创造性提出将新诗重新命名的建议。

尾篇：新诗90年晚会的举行

24日晚，整个学术活动以菏泽学院大学生通讯社承办的“新诗90周年暨圣诞元旦晚会”画上了圆满句号。这既是欢庆平安夜的盛会，又是喜庆新诗90年的盛会，更是诗人赵丽华、安琪、杨志学和观众们交流的盛会。他们和菏泽部分诗歌爱好者、新闻界人士和600余师生一起观看了晚会。晚会上，同学们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赢得了观众的热烈掌声。特邀嘉宾赵丽华、杨志学、安琪也献上了精彩节目，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喝彩。

这次大型活动得到了菏泽学院领导和科研处的大力支持。在学院党委副书记霍保银、纪委书记王宗科、副院长于福存、刘春华、科研处长刘兴坦、学生工作部长黄济民、宣传部副部长吕民选以及中文系领导、同学送行的目光中，诗人们感到非常激动而温暖。安琪说：“没有想到，在这样一个高度商业化的社会里，菏泽学院竟然还有这么多诗歌爱好者！我们感到非常欣慰！”

注：此文已经发表在《诗歌月刊下半月》07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