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关心的是性和政治

——谈我的诗歌创作，兼答余宏超

赵思运

按我的理解，创作谈就是自揭其短。有一些批评家如格式、张嘉谚、邵子华、张连义、 高君渡、陈晓冲、余宏超、祁春风、张秋歌等都曾著文专论我的作品，他们比我自己看到的优点多得多。前几日，余宏超来信谈到我的诗歌作品，涉及到我的文艺学专业研究与诗歌创作的关系、反讽手法的运用、人性边界的考量、诗歌创作的私人性，以及我的创作母题——性和政治问题，话题很丰富。在这里我就自揭其短，兼答余宏超。

我曾在诗集《我的墓志铭》后记里写道：

在我看来，诗越来越倾向于私密，即使对宏大题材而言。

诗只是自己灵魂历程的一段见证。如此而已。

诗无法改变什么，无论对个人，还是对所谓的民族、国家等等。

我们写诗，其实是一直在为自己写墓志铭。

我们的肉体存在是极其有限的。但是，若干年以后，或许会有人来读我们的墓志铭。

但是，更大的情况可能是，没有人过问我们的墓志铭。

在上帝的眼里，所有的文字也像野草一样，自然地生长，自然地消失。

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写作？/野草，自然地生长，自然地消失。它从来没有问过自己：我为什么还要存在？【1】

我的这个说法是十分保守，却也十分暧昧的，隐含着民族和历史痛感的无奈。不过，无法否认的是，诗歌都具有私密性质。认识到这一点，就会使我们将诗歌限定在灵魂和精神领地，从而减少以诗歌去对抗那个“庞然大物”的“行动”的盲目性。不过，我知道，我这个退缩性的观点，并不能提供理由让我退出历史深度的立场乃至思想深度的立场。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的中间代诗人，甚至“70后”诗人，由于和年轻的“80后”、“90后”诗人的生存语境不同，导致了精神面貌和诗歌观念的歧异。我们中间代的一群，更多的坚执思想、理性和诗意的深度与宽度。所以说，我的诗所展现的世界有两个端点：一个是个人极其私密的精神世界，一个是极其公共性的历史和现实世界，这二者是交融在一起的。我最关心的两大焦点是性和政治。

政治书写有不同层面，一般理解的政治是指具有宏大性质的事件层面和伟人层面。很多人把我那组具有后现代拼贴风格的原样诗歌《毛泽东语录》作为我的成名作，但是，大部分都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误读。我在做这个文本的时候，并没有想到后现代因素啊、反讽啊等解构内容，我是实实在在地还原那段历史语境和那个语境下毛泽东原生态的精神世界，我不但没有解构毛泽东，反而要把他更加鲜明地呈现出来。我的语录情结的形成，还是由于我的一个远门盲姑的原因。我的盲姑和我姑父，四只瞎眼睛，带着一个十分弱智的女儿和一个十分精明的儿子生活。我小的时候，那是70年代，他们一家每隔两三个月都要到我们家来住上一段时间。我的记忆很弱了，只记得姑姑靠算卦和说书到处乞讨为生。我记得很清楚的是，姑姑每次说书前，都要来上一段毛主席语录。到现在我还对毛主席语录很感兴趣，说不定就是那时候姑姑说书中的语录，随着我的身体的成长粘贴到我的心里。毛泽东语录不仅是显性政治，有时更深刻地强行渗入人的日常生活之中乃至于潜意识之中，成为隐性政治。我的那首《七十年代民间艺人开篇词》就是毛泽东语录的化用：

下定决心拾棉花

排除万难别落下

不怕牺牲砍花柴

去争取胜利背家来

这首诗见证了政治是如何左右了人们的日常言行的。现在大家看了都感到非常可笑。其实，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都知道，这是非常平常的。毛主席语录到处都是，我老家的家庙刚刚拆了没几年，那个庙我记得我上小学时是公社的工作组所在地，墙上大大的“毛主席万岁”前两年还依稀可辨（我曾经有个计划，四处走走，把那时候留下来的语录拍照做资料）。当时还有个一个订婚的风俗，叫“换语录本”。我姐姐定亲时我姐夫赠送的《毛主席语录》还在，我存着呢。那时候无论结婚还是离婚，在结婚本或者离婚本上，都有醒目的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语录，内化到每个人的心灵深处。用时髦的术语是“积淀”为集体无意识，然后成为个体无意识，无论你懂与不懂语录的内容，你必须对毛主席语录脱口而出。甚至不是你在说话，而是话在说你。奶奶曾讲过这么一件事。1958年吃大锅饭，发窝头时你必须对上毛主席语录，才能得到。有一次，炊事员（多么规范的一个术语啊）出了上句：“自己动手，”我三爷爷立刻说：“好的好的……”正要去拿，炊事员一下子把窝头打掉了：“别吃了！！”很明白，三爷爷没有对上“丰衣足食”。我的诗中，一部分如《毛主席死了》、《木樨》、《放屁党》、《无题》、《一颗子弹》、《在南京》力求还原历史语境，执着表达拒绝遗忘的精神隐痛；另一部分如《广播》、《七十年代民间艺人开篇词》、《小学课堂上的一幕》、《一幅照片》、《一面红旗》、《开会记事》、《其实，我们一直安睡在强盗的床上》、《严禁》等，意在彰显渗透到日常生活层面的意识形态痕迹。现在刚性的显性政治越来越趋向于向隐形的日常政治发展，对于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诗人来说，“启蒙”与“去蔽”、“良知”与“思想”，是永远不会过时的关键词。朵渔说得非常好：“诗人不应成为思想史上的失踪者”！他的观点，正代表了“新知识分子写作”的“新启蒙”精神立场。在诗人那里，诗歌与思想应该成为相辅相成的双翼，诗歌是有思想的诗性，而思想则是有诗性的思想。

谈到“新知识分子写作”的“新启蒙立场”，就该有人查看我的“学院身份”了。安琪和格式说我是学院里的民间派，是“打着红旗反红旗”。余宏超也看到这一点，指出：“你导师夏中义是做文艺理论研究的，你是怎样一步一步地走向诗歌写作的？这和你的学术本行相矛盾吗？”当然，诗歌写作更多的是我的爱好，而文艺学才是我的专业，但是二者并不矛盾，诗歌创作是我的生命的感性形态，20世纪中国文论史案研究则是我的生命理性形态的外化。诗歌、文学、文论、文化，都共同指向人类的生命和命运。因此，一方面我们说，诗歌是特殊的知识，是以诗性的方式言说人类的生命与命运，因为知识毕竟不是诗歌，诗歌不是依靠玄学和修辞来完成的，毋需耗神去破译语法和修辞，而是以质感而直感、强烈而尖锐的生命感觉像利斧一样敲击读者的头颅，瞬间抵达读者的灵魂；而另一方面，我们又发现，真正伟大诗人在其作品背后都有着更为深远的价值和方向感，诗歌离不开背后的知识及立场。

上面说的，都是很“神圣”的方面。不过，读者都发现了，我的很多诗写的很俗，俗到极点，尤其是写“性”。这是我诗歌写作的另一个端点。关于性，我知道的第一点是“快乐”和“自由”；我知道的第二点是，在中国“性”是不快乐、不自由的。“性”的理想的“应然”状态与现实的“必然”状态，形成了极大张力，我们都是这种“性张力下的中国人”。人性的解放首先是从“下半身”作为入口的。对性状态的观照，是考量人性边界的一个绝佳视角。虽然我作为垃圾派初期代表诗人之一已经退出垃圾派，但是我一直和“垃圾派”、“低诗歌”保持密切关系，他们在探索人性边界、打破艺术政治垄断方面，具有极其丰富的启示意义。

余宏超来信说，在大学生阅读群体中，我的有些诗歌如《阴毛》、《观察一个人吃香蕉》、《屁股》等，他们是不敢拿到课堂上去讨论的，也就是说，在他们的心目中，当下有些诗歌成了作者的私有物，是不能够随便与读者分享的。我曾经说过：“诗是最善于探究与考量人性边界的艺术；尽可能为诗坛提供新的质素，无论在内蕴上还是言说方式上。”【2】 我喜欢欣赏西方的一些现代的、后现代的艺术，油画、摄影、电影、行为、装置……性、身体、欲望，都是出现非常频繁的道具。我发现“性”和“身体”是考量人性边界很好的载体和角度。对此，高君渡曾经评论到：“身体成了赵思运诗歌创作的道具，他不厌其烦地将灵动的或者僵硬的身体置放在文本中，置放在释放力量和秘密的文化视野，让身体站起来说话，让身体成为话语和思想的代言人。当然，赵思运诗歌里密集出现的肉体并不是‘下半身写作’极力标榜的肉体，那样的肉体剔除了形而上的意义，只剩下欲望的展览和荷尔蒙的宣泄，赵思运诗歌里的肉体和命运发生着血脉般的关联，命运是站立在大地和时代里的一面大鼓，肉体的破碎和坠落能够激起沉重而揪心的声音，这声音就是诗歌的呐喊，是肉体和命运之间无休无止的对话。”【3】他用“肉的碎和灵的飞”作为评论的题目，是抓住了我的诗写命脉的。如果说，余宏超上面提及的那些诗歌是直接的“肉体写作”，那么，《一只烂梨》和《发霉的土豆》、《一辆笨重的拖拉机》等则是肉体破碎、生命力失去的隐喻。在我的诗歌中，你几乎找不到快乐的性爱，展示的都是性的负面形态，或者是以性作为入口，表达性以外的蕴含。读一下《严禁》你就会发现，里面出现了大量的“性”，但是，这里的“性”隐含了丰富的“政治”信息，具有中国特色的“性政治”特点，最私密性最个人性的“性”与最公众化的“政治”打通了。

很多时候，政治是非常日常化的，并不是说，只有到了具有特别意义的某个政治事件周年纪念日才想起来写作。我们日常的人性空间往往就蕴含着大量的政治信息。我在《其实，我们一直安睡在强盗的床上》写道：

古希腊神话中有一个强盗

叫普罗克鲁斯特

他喜欢把捕到的人放到床上

如果比床长

就把人截短

如果比床短

就把人拉长

在意识形态的床上，我们一直恣意酣睡，酣睡之后再欢闹，欢笑，欢腾，不折腾。其实，我们一直安睡在强盗的床上。

参考文献：

【1】《我的墓志铭》， [美]奥尔特·惠特曼出版社，2006年版。

【2】《诗歌月刊·下半月》（老巢主编）2007年5/6月合刊“中间代诗人21家”专号。

【3】高君渡《肉的碎和灵的飞——中间代诗人赵思运论》，《诗歌月刊·下半月》（老巢主编）2008年终刊号。